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到来，也非常感谢凯梅和艺术家组织了这场活动。我本人作为民生美术馆的策展人，今天也是应凯梅之邀来参加这场讨论会。通过凯梅刚开始的发言和艺术家的工作，我其实捕捉到一点，就是他们作为“世界公民”的这种态度，他们用展览和艺术表达了他们对于这场我们人类前所未遇的生态环境的危机的焦虑。这种焦虑并不只是他们，也包括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很多人，特别是中国新兴的城市的中产阶级，大家都在考虑移民，想去一个空气和水特别好的地方，离开这个雾霾特别严重的中国。

但是今天我的发言确实可能是，有点“反人类”反人文的。我们当然需要解决问题，但是我们解决问题需要把人降到世界万物平等的高度，而不是把人当做这个世界上很特殊的物种，要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而其实我们要解决的是地球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人类纪是地球的新形象吗”。人类纪是最近讨论得比较多的概念，是在2000年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提出来的。人类纪被认为是人类成为影响地质力量的一种新的时代，区别于之前的三叠纪、奥陶纪、侏罗纪、白垩纪，现在是人类纪。如今我们见证了地球的荒漠化、气候变化还有无数物种的消失，间接宣告了我们未来的崩溃。所以人类纪被简化为是对于人类世界末日的想象，却从来没有被当作是未来的政治经济思辨性的情景、图像。大众媒体总是把我们的气候变化或者灾难，固化成一种同样的想象，就像我们想象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就像我们想象的2015年以来法国遭遇的恐怖危机，巴黎两次尼斯一次。我们想象所有的气候问题，都像我们想象人类社会自身的问题是一样的。所以说，人类纪概念对于人类之后的这种世界的有限性，想象是非常不足的。在我看来，它并不意味着一种世界的新的图景，而是首先意味着视觉性条件激进的变革，其次是世界整个的图像化。

作为第一部分，主要是我提炼的这么几个关键词。西方哲学，传统的西方哲学是一种视觉在场的形而上学，可以被称为视觉中心主义的一种传统。所以我们把西方哲学称之为光的哲学，有光才有的哲学。无论是对真理的源头的阐述还是对认知对象和认知过程的论述，视觉性的隐喻比比皆是。继而在这一传统当中，我们建立了一套以视觉性为标准的认知制度和价值体系，一套用于建构从我们的主体认知到社会文化控制的一系列的运作准则，形成了一个视觉性的实践与生产系统，我们说一种视觉的体制，一种scopic regime。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由感官等级制所确定的视觉中心主义地位，对于保证我们哲学的思考和人的精神活动的纯洁性是至关重要的。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视觉被认为能够提供我们有关对象的所有的客观信息，所以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说眼见为实，总是说我们眼睛看到就是实的，强调我们的眼睛看到的就是客观的。并且我们视觉传达的信息，有助于人们进行反思和抽象。由此形成我们有关整个世界的认识和知识。

所以说，视觉性的条件的变革具有现象学和认识论的后果。视觉性的条件，既有肉眼，也有包括我们肉眼的代具，比如说显微镜、望远镜。当然图像参与世界形成的同时，也已经成为了构成新型知识的思考方式，这种形式的知识基于视觉交流，取决于感知及要求随之而来的光学思维的发展。进入20世纪以后，现代科学的变革，特别是光学仪器的进步特别明显，比如说哈勃望远镜，可以帮我们看到几十亿光年、几百亿光年之外的星系，甚至“量子显微镜”，可以让我们看到原子内部的情形。摄影术的出现，现代传媒从技术到创意的日新月异，尤其是电影电视商业广告的影响，它全面的渗透进我们的日常生活。所以说这种视觉中心主义的这种全视机器，变成了我们生存当中的一种梦魇式的存在，就是我们无法避免，我们感觉到时时刻刻都在被监控一样，被观看的感觉。人类纪下的视觉性的改变导致视觉的自动化，图像的繁殖造成我们视觉的取消。这不是说我们瞎了，而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用看就知道那是什么了，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视觉经验的训练。所以人类纪之下的视觉条件的激进变革，带来的是一种新的人类的主体位置，新的视角。在艺术方面，比如19世纪后半期诞生了印象派，之后又有了立体派。为什么会有印象派？一个是摄影术的出现，促使整个绘画方向的改变，当时也是因为科学发展，导致我们认识到，其实这个颜色并不是说物体本身固有的颜色，比如说我们说鞋子是红色的，但是这个红色并不是它固有的，而是因为不同的光波进入到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是红色的、蓝色的。然后比如说安迪·沃霍尔的实验电影，他拍纽约的帝国大厦。他的实验性就在于，我们肉眼看到的结果和他用摄影机的机械性拍到的结果是并不匹配的。我们的肉眼习惯的是24帧每秒的影像，我们觉得是活动的，但是他拍摄的是用16帧每秒的速度。然后他把时间进行改变，使得他拍摄的内容和我们感觉到实际的时间感知不匹配。

如果说安迪·沃霍尔的实验电影，还是用胶片拍的，那么现在我们处于的是数字媒体时代，完全数字化之后，不需要任何物理化的东西去附着所有的影像，可以完全在网络上处理、储存、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从而可以更加几何倍数的在我们视觉经验中进行增长。

第二个谈到世界的图像化，2015年的时候，南京大学和我们民生美术馆一起做了一个景观社会的研讨会。居伊·德波提到，在景观社会当中提到，我们整个生活表现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存在的一切都成为纯粹的表征，这个表征在这里提到的就是图像。图像成为社会生活中物质性的力量，如同经济和政治力量一样，当代视觉文化不再被看作是反映沟通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它也在创造这个世界。所以景观世界预示着这样一种视觉性的在场，这种视觉性并不是说物的形象，而是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我们的世界的所谓的整个图像化。使物从不可见转变到可见的整体性的运作，这种整体性的运作既包括看和被看之间的关系，也包括生产看的机器、体制、话语，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看、应该看什么，文革时期，被“打倒”的领导人，其形象就必须被抹去。

人类面具，这是一个副标题，本名是无题。当时2011年发生福岛核危机，日本有这么一个居酒屋特别有名，之前那个居酒屋里是驯养猴子作为服务员。这个猴子不光是说猴子的样子，它要穿上女孩儿的衣服，戴上人类的面具做服务员，当时是非常火爆的。但是福岛危机之后，因为这个居酒屋也被划在了这个危机的边缘，所以一下子就没生意了，Pierre Huyghe就利用这个机会拍摄了这么一个19分钟的短片。短片中猴子，戴了一个年轻女孩儿的面具，被训练成一个服务员，变成我们人类劳动的无意识的执行者。作品一开始是一架带有无人相机的飞行器，拍摄刚刚经过核危机的福岛。猴子被留在餐厅里面，像个自动的机器人一样，无意识的重复和变化它已经训练好的手势。被困在这种人类的再现之中，它成为其自身唯一的调解人。有时发挥仆人的作用，有时不行，无休止地等待，忍受无聊，陷入于指令和本能之间。在面具后面，是共同的祖先的后代，呈现在无人机之前的，是人类的自然延伸。

在“无题（人类面具）”的反乌托邦的设置中，Pierre Huyghe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人类已经成为改变地球的力量，影响地球的物理和生物系统。Pierre Huyghe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末日化的世界，在这里面人类似乎已经完全消失，因为所谓的福岛危机，而猴子训练的这种结果，就是成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遗迹，因为它是我们训练的结果。

自然和人类，是现代西方思想的两个核心，Pierre Huyghe正是精准的提供了一个关于它们式微（decline）的预言，这种式微使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熟悉的概念基础变得不稳定了。人类对人类纪挑战的应激有两个方向。 第一和最普遍的，是鼓励更多的现代化。人类统治的最后升级，“人”作为“上帝物种”能够完全驯化我们栖居的“不听话”的地球及附着其上的生命形式。 为此目的，它们开出的处方是更好的市场，新技术和理性行政。 第二，是主张退缩。 通过拒绝任何或所有上述现代性，从而回归自然。它以“最人道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没有我们的世界。视觉性必定与某种视界政体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也就意味着，视觉性既是一种敞开、敞视，也是一种遮蔽、隐匿，是在敞开的同时又遮蔽——因为任何一个视界政体都必定隐含着某种主体/话语/权力的运作，隐含着阿尔都塞（Althusser）所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结构”。人类面具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成功地将两种视界政体预先纳入自己的范畴，而不站在任何一边。

所以我最后要讲到，最近Artforum，蓝江教授在上面最近刚发表一篇文章，讨论走出人类纪的问题。他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世界或者物类的有限性，而是人类的感知能力。因此他提出解决人类纪的困境的解决方案就是我们要赛博格式的，我们要升级自己，利用各种的生命技术、信息技术去把我们的感知、记忆、认识整个的能力提升上去。我对此持保留意见。在我看来，赛博格代表的后人类主义，恰恰体现出人类、人本主义的对话关系，一方面是对人本主义的解构和反思，但是另一方面又是印证了人类主义，还是强调，到底什么样的人才可能有资格，首先去升级自己变成赛博格，在我看来还是拥有资本、拥有科学，有权力追求这些的人，才有资格率先升级赛博格，那没有升级赛博格的人呢？那就会后来经过世代繁衍之后，纯种的人就会被当成升级之后的人的垃圾，被扫地出门。这种结果造成人类世界的各种新自由主义的灾难，而非破除一个以人类为感知和生存中心的世界的幻像。拉图尔呼吁的”对其他物种和媒介（Agency）的关注“绝非指向人与其他媒介的嫁接，至少不单纯指向这一点。因此，问题的重点仍然是想象世界或物的有限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纪不是我们讨论的一个终点，也不是人类的终点，而应该是我们整个所有未来讨论的起点。

孙海燕 | 绿生活：在中国正在发芽